《纸牌屋》中的中国新形象

从陈查理（Charlie Chan，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笔下的华人探长）到《纸牌屋》，在美国屏幕上中国形象的历史上，可能称作是转折点的是一部几乎与中国无关的电影。相反，它是一部关于中东的电影。

中国的代表形象最早出现在美国电影屏幕上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中国通常被扮作是欺骗性的、深思熟虑的、完全危险的对应人物。在《袁将军的苦茶》（1933）电影中，追求名利的一名中国军阀随意下令对他俘虏的犯人执行死刑，并且还向他清秀的美国客人证明这是比让他们在监狱里饿死更人性化的解决方案。如同当时的陈词滥调一样，这名军阀也有好色的品性，他蒙骗美国传教士的歌女，但他仍然是一个有深度的人，他也会温柔地朗诵爱情诗，或向女主角谈论哲学。

对于不了解中国的观众来说，当时正处在动荡状态中的这个国家似乎本质上很险恶。“没有人试图去理解为什么会发生战争，也没有提及导致危机的帝国主义角色，而这场危机最终导致了满清王朝的覆灭和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写电影和历史评论的理查德·厄尔林（Richard Oehling）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还注意到，更糟的是，很多关于这一主题的电影“显示或暗示一种异域文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派角色被分配给日本这样一个短暂的插曲之后，美国对亚洲的描绘未经多少变化就又回到中国。比如说《满洲候选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中的洗脑者，《天堂执法者》（Hawaii Five-O）中的吴法（超级罪犯）和詹姆斯·邦德的《诺博士》（Dr. No，“一个德国传教士和一个中国女孩遗弃的孩子”最终被埋葬在一个巨大的鸟粪堆而结束其一生的故事）中的朱利叶斯。这些演员中却很少有完全符合角色的中国人。陈查理的扮演者是华纳·欧兰德（Warner Oland），一个瑞典人。刻画了吴法角色的则是Khigh Dhiegh，一个美国、埃及和苏丹的混血儿。

冷战结束十五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推动该国成为一个新兴超级大国的角色，叙述模式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中国不再被描绘成神秘的或嗜杀成性的，由斯蒂芬·加汉（Stephen Gaghan）导演的中东惊悚片《辛瑞那》（Syriana，2005年）的中国形象是被构建成强大的、老谋深算的对手。向阿拉伯王子寻求天然气钻探权的中国代表团到达时讲着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而相比之下，马特·达蒙的美国能源分析师只会用阿拉伯语寒暄几句。作为剧情的元素，这个细节是短暂而次要的，但却是前所未有的。据我所知，旧形象让位给新一代的荧幕中国恶棍：在《蝙蝠侠：黑暗骑士》（Batman: The Dark Knight）和最新的邦德电影《007：大破天幕杀机》（Skyfall）中，美国英雄依然对战来自敌人的猛攻，但却是在上海和澳门的壮观的未来主义背景之中。

在Netflix的美剧《纸牌屋》（改编自英国电视同名节目）中，屏幕上的中国形象已经又产生了一个转折。我看第一季时提心吊胆：当时我正住在北京，并准备搬到华盛顿特区（难道国会议员真的潜伏在车库等待着消灭掉对方了吗？）一年后看着弗兰克·安德伍德（《纸牌屋》中凯文·斯派西扮演的一位报复心极强的中年议员）成为他的一名邻居时真是令人松了一口气。（事实证明，国会议员并不潜伏在车库里。他们都用Uber打车。）

当《纸牌屋》的情节转向中国时，主题是当代的且可信的：网络间谍，稀土，领土争端，以及一个狡猾的、沉思的、放荡的富豪，后者依靠他在北京高层中的关系网络发挥作用。按照电影史上的低标准来说，对中国的描绘足够真实——这部美剧（带字幕）在中国走红了——而且它捕捉到了精彩的瞬间，即可能很难知道一个像角色冯赞德（Xander Feng）这样的男人，一名来自北京的使者，是否为其所声称代表的领导辩护。放弃完全统一的中国政府形象是该剧的创新之一。

然而，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最新的中国在荧幕上的恶棍形象，也许已经到了美国流行电影探索现代中国故事的其他要素的时候了：关于抱负和社会流动的戏剧；围绕身份、爱国主义和谁为国家发声的斗争；为教育、环境和就业而奋斗。

如果这些主要情节在美国人听来感到很熟悉的话，事实也的确如此。中美两国的中产阶级戏剧的设计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共同点。虽然就目前而言，看一部由美国人，而非中国人扮演欺骗性的、深思熟虑的、完全危险的角色的剧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