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翻译家畅谈外事翻译的苦乐和经验

我在外交战线上工作了五十余年，其中有三十四年的时间是从事外事翻译工作，那就是从1952年到1958年在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当翻译；1958年到1962年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当翻译；1962年到1971年在外交部翻译室担任口笔译工作；1971年到1981年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主管翻译工作；1981年到1986年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主管外交部的翻译业务和翻译培训。

1952年4月，我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调到北京参加“五一”外宾接待工作，到北京后不久，便荣幸地被选到板门店参加朝鲜停战谈判。我在停战谈判代表团的工作主要是笔译、口译，特别是英文的记录，这里值得提一下我担任记录的坎坷经历。

担任英文速记员的艰辛过程

尽管在谈判中，朝文、中文、英文是同等有效的正式语文，但朝文、中文的记录毕竟主要是朝、中方面使用的，双方赖以查据和引用的主要是英文记录，因而英文记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怎样整理英文记录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时，钢丝带的录音机已经问世，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拥有一切最新式的设备，因此，美方要求在会议室里使用录音机。美方明知我们没有录音设备，于是建议由美方提供录音机把双方的发言录下来，英文记录全部由美方负责整理，并向我方提供。大家知道，在这场抗美援朝的斗争中，为了反对侵略，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我们寸步不让。双方发言都是带有高度原则性和政策性的，必须保证绝对的完整、准确。如果记录中出现差错或任意的篡改，何以为凭？因此，我们严正地拒绝了美方的建议，主张在会场内任何一方均不得使用录音设备，中、朝、英三种文字的记录由各方自行负责整理，每种文字同等有效。

英文速记对美方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对我方来说，没有专职的英文速记员，只能由英文翻译来兼作英文速记。一切必须从零开始，任务是艰巨的。我们感到很紧张。

为此，我们抓紧一切时间自学，先是看书，弄懂速记的原理，接着是模写速记符号。过了一个多星期，便开始作练习。速记这门课程，原理并不深奥，但要达到娴熟自如，则并非易事。上场时，我们只能采用部分速记符号，绝大部分要靠普通手记。一个人记不下来，只有用人海战术的办法，即4个人一起记，开会回来，互相校对、追忆。美方念稿的速度一般在每分钟120-130个字组，而我们的速度开始只能达到每分钟70-80个字组，差距较大。因此，每次会议开完，我们都由于脑子高度紧张而疲惫不堪。要改变当时那种疲惫应付的被动状况，只有加紧练习。即使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时期，我们也没有放松速记的练习。停战后，我继续留在板门店工作，负责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会议翻译和记录。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我在板门店的6年多时间里，几乎从未停止过速记练习。熟能生巧，不间断的练习和实践使我的速记技术有了显著提高，最高时达到每分钟140个字组的水平。我还代表朝中方面同美方一起协助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整理英文记录。我方整理的记录，完整准确程度超过了美方。有时，美方说话不算数，不守信用，我们引用美方自己发言的英文原文予以驳斥和揭露，使美方无法抵赖或否认。

1958年9月，金门打炮，中美大使级谈判在华沙举行，中美外交斗争的焦点转移到了华沙。我奉命从板门店直接调往华沙，参加中美大使级谈判的翻译工作。除了翻译以外，我的任务是把美方的发言原文逐字地记下来并译成中文，我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记录工作。依靠我在板门店所掌握的英文速记技术，我能把美方的发言一字不漏地记下来，这些记录已成了国家永久性的档案，归入史册。70年代，在我领导人同基辛格的历次会晤中，我仍担任记录，把双方的发言，特别是基辛格的讲话，逐字记录下来，整理成档。尽管在当今的信息时代，记录的任务大部分已由电脑来完成，但速记仍是一项有用的技术。